修筑铁路之争
清末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之一。1880年(光绪六年)中俄边境吃紧，应召入京商议军事的淮军将领刘铭传条陈“急造铁路”，指出铁路“于用兵尤不可缓”，并提出修筑北京至汉口、北京至浦口和北京至沈阳、北京至甘肃的南北线铁路。西太后将刘铭传的奏疏发交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、南洋大臣刘坤一议复。李肯定修造铁路种种好处力表支持，刘则以铁路阻碍民生厘税为由表示反对。从此持续数年的修路和反修路的论争揭开了序幕。首先反对的是内阁学士张家骧和御史洪良品，他们上疏，或言修路有三弊、或云修路有五害，措词激烈，廷臣附合者不少，西太后遂罢修路之议。论争第一个回合，以反对修路的顽固派的胜利告终。1885年(光绪十一年)李鸿章重提招商集股、兴办铁路。大学士左宗棠支持修路，指出： “外国以经商为本，因商造路，因路治兵，转运灵通，无往不利”。醇亲王奕譞以总理海军衙门大臣的身分与兵部侍郎曾纪泽联衔上疏，指出经中法之战， “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”，支持修路。从刘铭传倡筑路之议到此时， 已修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，奕、曾联衔上奏后，朝旨批准将唐胥线延伸至天津，并于1888年建成通车。李鸿章奏请接造津通线，此议一出，顽固派群起攻之。先后有户部尚书翁同龢、礼部尚书奎润、内阁学士文治、徐会沣、御史余联沅、洪良品、屠仁守以及刘锡鸿接连上疏谏阻，提出修铁路有“资敌、扰民、失业”三大弊，修铁路是“急其末而忘其本”，沿袭“明季弊政”、“用夷变夏”，辨驳纷纭， “举朝骇然”。西太后将停办铁路七折发交海军衙门、军机处议复。论争处于决战阶段。除奕譞、李鸿章外，两广总督张之洞、首席军机大臣世铎也力主修路。李鸿章于1888年动工在宫禁修建西苑铁路，使西太后及未睹铁路火车的朝廷近臣开开眼界。奕譞、世铎联衔上奏，批驳顽固派所谓“三弊”，痛陈利害。西太后将奏折发交曾国荃、张之洞、刘铭传等人，令其“按切时势，各抒所见，迅速复奏”。于是刘铭传建议由津沽接造通京师、张之洞提出兴建内地干线芦汉线。原持反对意见的翁同龢也一反故态，提出先在边地试行，便利运兵。此时李鸿章进而提出兴办炼钢、轧轨、造机车等十二项工厂，为大规模修筑铁路进行基本建设。1889年，(光绪十五年)六月，光绪皇帝亲政后，发布上谕，正式委派李鸿章、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“妥筹开办”。坚持修建铁路的洋务派取胜，论争就此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