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文馆之争
清末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之一。1862年(同治元年)议政王、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诉等奏准设立同文馆，学习外国语言文字，相当于小学程度。1866年(同治五年)奕訢等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，延聘洋人为教习，招收三十岁以下满汉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和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。以理学大师，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群起反对。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，说“科甲人员”只应读孔孟之书，学尧舜之道，根本无须“学习技巧”。若以自强而论，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刚、明政刑、严赏罚、求贤养民，练兵筹饷诸大端。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， “是重名利而轻气节，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?”这个意见被朝廷否定后，倭仁亲自出面申说： “立国之道，尚礼仪不尚权谋;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。今求之一艺之末，而又奉夷人为师，……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也。”科甲正途人员科天文算学， “上亏国体，下失人心”，必然导致“正气为之不伸，邪氛因而弥炽，数年以后，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”的后果。要学习天文算学，中国人才多有，何必“奉夷为师”?他把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直指为“汉奸”。候补知州杨廷熙则把同文馆视为“不祥之物”，把“久旱不雨”、“阴霾蔽天”、“大风昼晦”、疫病流行等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，统统归罪于同文馆的设立。奕诉等反驳说， 自强之道，必以轮船火器为先，学习天文算学是制造轮船火器的根本。忠信礼义不能拿到战场去打仗。并责备倭仁等以空话妨碍自强大计，要倭仁拿出自强“妙策”，推荐中国的天文算学教师。在朝旨摧促下，倭仁自认说了空话并无人可荐。接着于凌辰、钟佩贤等出而声援倭仁，以“天象示警”，要求尽快撤销同文馆，指斥奕訢等“强词夺理，师敌忘仇，拒谏饰非。”奕訢等以杨廷熙上书系倭仁指使，责备倭仁“殊失大臣之体，其心固不可闻”。并奏准派顽固排外的倭仁为总理衙门大臣。倭仁以病再三推托，并承认自己迂阔，不堪其任，才旨允辞职。两派争论在京师掀起轩然大波， “京师口语籍籍。”关于同文馆的争论，是中西文化冲突第一次公开爆发。愚昧落后、守旧排外的顽固派用封建的“忠信礼义”、“夷夏之辨”、“纲常名教”，仇视和反对一切进步的新生事物。奕訢等人则把兴办洋务视为“自强之道”，在西太后支持下取得胜利。但是，当时封建守旧势力仍然占着优势，天文算学馆虽然设立了，但招收的学生却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