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稗疏
二卷。清王夫之(详见《周易稗疏》)撰。此书考证地理者占十之九，论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占十之一。其考地理，多有所得，如“莒人入向”之向，认为当从杜注在龙亢，而驳《水经注》所引阚骃之说是误以邑名为国名；辨杀州吁于濮之濮非陈地；厉即赖国，而非随是之厉乡；践土非郑地；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；莒鲁之间有二郓；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；“次鄫”之鄫非鄫国，亦非郑地；春秋之祝非汉之祝其，皆足以纠杜注之失。又其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，谓郎在高平；据《括地志》，谓胡在郾城；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谓重丘在平原；据应劭《汉书》注，谓阳在都阳，亦可补杜注之阙。其考证名物制度亦多出新说。如谓公子纠为齐襄公之子而非其弟；谓鲁襄公二十四年两记日食，其中一次是误以晕珥当日食，皆可备一解。再如鲁宣公十五年“初税亩”，王氏认为，虽然古代助法是一夫百亩，但实际不止百亩，因为田有三易。“助法初定之时，民或间一岁再岁而易耕，以休地力。迨其后人众而力有余，熟耨而粪之，皆成熟地。先王亦明知后人必垦为肥壤，正以此宽民力而劝之耕，所谓仁之至也。唯公田则百亩而无莱，私田则以三等酌其中，盖二百亩而名百亩。今此履亩，则凡已耕之土尽入税额。盖先王虽名什一，而实二十而一，税亩则无土漏于税外，以周制较之，什而二矣。”虽为调和三传，然其说亦有根据。至于其论《春秋》书法，则多揣度之词。如闵公元年“季子、仲孙、高子”之条云：“三子皆不名，非《春秋》之通例。三传以为贤之、嘉之、贵之或外之，义皆未安。大夫之称子，犹侯伯子男之称公，皆假尊号以面谀之，春秋时习俗则然，而书之史册，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。”其说颇近情理，但又云：“盖鲁国之乱于闵公之世已极。闵公虽立，幼稚无知，唯国人之所为，故仲湫、高徯之来皆不以礼见主君，故湫与徯不言‘使’，无所致命也；湫不言‘聘’，不成礼于庙也；季友不言‘至自’，无所告至也。国人接之、国人纳之、从国人之尊称而书之、所以著鲁乱之甚也。故曰齐桓存三六国，鲁无君，无异于亡也。”臆说之甚，尤逾《公》、《穀》。现存《船山遗书》本、《昭代丛书》本、泽古斋本、《经学从书》本、《续经解》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