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经传集解
三十卷。杜预(222－284)撰。杜预字元凯，京兆杜陵(今西安市东南)人，西晋著名经学家和重要将领，宣帝司马懿之婿。杜预博学多通，泰始中为河南尹，秦州刺史。迁度支尚书，“在内七年，损益万机，不可胜数，朝野称美，号曰杜武库，言其无所不有也”。(《晋书·杜预传》)后拜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因灭吴有功，封为阳县侯。杜预虽“身不跨马，射不穿札”，而用兵制胜，则为诸将所不及，因此，“每任大事，辄居将帅之列”。又善修水利，率众开凿河道，建造津梁，发展漕运，引滍、淯诸水灌溉农田万余顷，公私同利，众庶赖之，南土之民歌曰：“后世无由叛杜翁，孰识智名与勇功。”号之“杜父”。杜预好学深思，熟稔经籍，尤喜《左传》一书，自称“有《左传》癖”。其平生著述，除此书外，据杜预自称，还有《春秋释例》等，备成一家之学。又纂辑《女记》，另有《文集》十八卷，已佚。《春秋经传集解》又称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、《春秋左氏传杜氏集解》、《左氏春秋集解》、《春秋左传集解》。两汉今文经学家推崇《春秋》，是因为他们认为《春秋》一书隐寓有种种精微奥妙的大义，可以为万世之法。而杜预则认为“《春秋》者，鲁史记之名也。……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，考其真伪而志典礼，上以遵周公之遗制，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，文之所害，则刊而正之，以示劝戒，其余则皆即用旧史。史有文质，辞有详略，不必改也。故传曰‘其善志’，又曰‘非圣人孰能脩之’，盖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。”虽然仍未摆脱孟子、司马迁以《春秋》为政治教科书之旧说，但认为除了孔子由于“劝戒”而改正的部分外，《春秋》皆是鲁史旧文。其说显然比西汉今文经学家高出一筹。《左传》是否传《春秋》，是汉代今古文经学聚讼纷争的焦点之一。杜预支持刘歆等人的看法，认为《左传》传经。他说：“左丘明受经于仲尼，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，故传经或先经以始事，或后经以终义，或依经以辩理，或错经以合异，随义而发。”从《左传》解经之体例说明《左传》解经有异于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那种逐字逐句的解释。为了证明《左传》解经，他还割裂《春秋》经文，分别加于《左传》各年之前，从而使原本独立的两书合而为一。杜预认为，《春秋》经传有“三体”、“五例”。所谓“三体”，其《自序》称：“其发凡以言例，皆经国之常制，周公之垂示，史书之旧章。仲尼从而修之，以成一经之通体。其微显阐幽，裁成义类者，皆据旧例而发义，指行事以正褒贬。诸称‘书’、‘不书’、‘先书’、‘故书’、‘不言’、‘不称’、‘书曰’之类，皆所以起新旧，发大义，谓之变例。然亦有史所不书，即以为义者，此盖《春秋》新意，故传不言‘凡’，曲而畅之也。其经无义例，因行事而言，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，非例也。”后人归纳为发凡正例、新意变例、归趣旧例。“五例”即“微而为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”。此本成公十四年《左传》称美《春秋》之文，但杜氏却认为：“推此五体，以寻经传，触类而长；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，王道之正，人伦之纪备矣。”杜氏认为，孔子据周公之垂法，鲁史之旧章以修成《春秋》，而左氏则据《三体》、《五例》以解《春秋》。因此，《春秋》褒贬之义，当以《左传》为断。魏晋以后，研究《左传》的学者因门户或学术观点不同，对杜氏《集解》褒贬不一，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承认杜注于《左传》有功，甚至有杜氏为“《左传》功臣”之誉。唐代修“五经正义”，于《左传》用杜注，以后遂成为科举考试之标准注释。明末坊间以此书与林克叟注合刻，是民间之通俗读物亦采杜注。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著《左氏会笺》，也用杜注。清末著名学者章太炎作《春秋左传读》及《叙录》，也服膺杜注。对杜注之驳正补遗，历代皆有之，而以清代最有成就。清大学者顾炎武撰《左传杜解补正》三卷，朱鹤龄撰《读左日钞》十二卷，《补》二卷，皆为补正杜注之阙讹而作。其后惠栋撰《左传补注》六卷，援引旧训以补杜注之遗。对杜注攻击最力的，则是清儒刘文淇。刘氏认为，《左氏》之义，为杜注剥蚀已久，杜注之稍可观者，皆系袭取旧说。刘氏祖孙三代合力纂集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，广泛搜集贾逵、服虔、郑玄三人之旧注，博采经疏、史注及晚近各家之说，以抵排杜注。杜氏于《左传》之功不可磨灭，刘氏之抵排杜注，未免有偏颇。现存宋刊巾箱本，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递修本，明相台本。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据玉回蒋氏所藏宋刊巾箱本影印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据明桐台本影印发行，共三册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据《四部丛刊》影印之宋刊巾箱本重新标点排印，共五册，更名为《春秋左传集解》。1986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标点本修订重印，恢复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之名，精装二册，平装四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