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辞集解
正文八卷。《蒙引》二卷。《考异》一卷。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皆作汪瑗《楚辞集解》十五卷，《好古堂书目》作《楚辞集解》附《蒙引》、《考异》七册。明汪瑗(?－1564)撰，侄仲弘补。汪瑗，字玉卿，新安(安徽歙县)人。明诸生，博雅工诗，与王世贞、李攀龙等友善，有《巽麓草堂诗集》、《楚辞集解》。此书八卷，卷首附楚辞大小序。大序包括：班固《离骚序》、《赞》，王逸《楚辞章句序》，洪兴祖《楚辞总论》，朱熹《楚辞后语》及《反离骚》篇后跋语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，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卷一下的注文，朱熹“六义”及《楚辞集注》序，何乔新《重刻楚辞序》，王鳌《重刊王逸注楚辞序》共十二篇。小序则分录王逸、洪兴祖、朱熹、吴讷对楚辞各篇的序文二十五篇，以篇次为类。正文八卷，只注屈原作品，宋玉以下诸家作品皆不录。每卷不标卷数，只标《离骚卷》、《九歌卷》等等。每数句加注释，先叙己意，再采集各家说法，多引王逸，洪兴祖、朱熹语，亦引《尔雅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翼》，《史通》及曹植、李白、杜甫诗文。引证极博，时加按语。除训诂外，亦论章法及作品写作背景。此书完稿后未能立刻刊行，遗稿为亲属所匿。其子汪文英求刊之，而《天问》之注终不可得，故初本无《天问》。后汪文英取汪瑗手批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中的《天问》篇补之，使全书完整。《蒙引》二卷，前有焦竑万历四十三年(1615)序。《蒙引》重在辩证文义，考释名物，杂引诸家之说，而断之己意。因文字繁多，不宜入正文，故别为附录。共一百二十三则，仅及《离骚》一篇。《考异》一卷，有汪氏自序。正文共一百七十二条，摘录原句，再以王逸、洪兴祖、朱熹所著三本《楚辞》著作互校字句，只列异文，不加断语，仿朱熹《韩文考异》，附录于篇末。此书颇多新说，并不乏真知灼见。其学术价值：一、在诗作章法分析与写作背景考证上多有新见。如认为《礼魂》为“前十篇之乱辞也”，认为前十篇每篇之后“当续以此歌也”。首创《哀郢》作于“白起破郢”说，并加以详辨(后来不少《楚辞》研究者将此发明权归于王夫之，实属不公)，又如《怀沙》作时，题义多依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与朱熹《楚辞集注》说，为绝命词，但推翻朱熹怀抱沙石的说法。汪氏首创怀长沙说，为后来研究者所接受(可惜，不少人将此解首倡权归蒋骥名下)，并已成定论。二、在各篇作意上，亦有平正通达说法。如认为《九歌》、《桔颂》、《天问》、《远游》皆作于平日之时，无关于君事。特别在《九歌》作意上，有力驳斥了寄托说：“其文意与君臣讽谏之说，全不相关。”一扫王逸、朱熹说法，比较符合诗意。三、在名物考释方面，多有富于启发性的新说。如对《离骚》“昔三后之纯粹兮，固众芳之所在。”的“三后”，王逸解为禹、汤、文王，朱熹解为少昊、颛顼、高辛，而汪氏首出新说，“此言三后而不著其名者，盖指楚之先君耳。”并且进一步指出“当指祝融、鬻熊、熊绎也。”此说为清代不少研究者所接受。四、在词义诠释、文字训诂方面，亦颇有独到见解。如解《离骚》“恐皇舆之败绩”之“绩”时，即不从王逸“绩”为“功”说，又不遵洪兴祖引《左传》称大崩曰败绩的解释，汪氏从实际出发，注曰：“败绩则指车之覆败，以喻君国之倾危也。”可谓解说准确，并进一步揭示喻意。对《离骚》“夏康娱而自纵”之“康娱”之解，尽不取前人将“夏康”(夏太康)连读解，而就《离骚》三处康娱连用之文，认为“康娱二字当相连讲无疑”，将康娱解为“犹言逸豫也”，此解极切诗意。由于汪氏刻意求新，力排诸家，难免有些误说。如认为《离骚》乱曰“乃一篇归宿指要之所在，则此四言者(“又何怀乎故都”为宗旨)，实《离骚》之枢纽，孰谓屈子之未尝不去乎?”反而指责洪兴祖等人强调屈原的惓恋家国之情为错解，便是失当之论。对《九歌》中的《大司命》、《少司命》与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硬归为两篇，尽管详加申说，但实属节外生枝，徒劳之举。又出于臆测，认为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多为遭忧而作，“总称之曰《离骚》可也，又奚各篇各有题名乎?”此实属妄为主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此书评价极低，无一褒奖之词，未为公论。总观此书，虽有臆测之病，但具有较高价值。因为权威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否定，加上它的过激偏颇之见，往往掩盖不少真知灼见，而且此书流传不广，其真知灼见鲜为人知。甚至将其首创之说归为遵从其说的后代研究者。平心而论，此书应是继王、洪、朱诸家之后的一个《楚辞》重要注本，有参考价值。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附图，据书中凡例所云，为其侄汪仲弘所绘，但近人对此有所怀疑。此前《楚辞》注本未见附图，附图的作法，具有开创之功。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)汪文英初刻本，北京图书馆藏。万历四十三年(1615)汪文英刻本，武汉大学、上海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等处藏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)刻本，浙江图书馆、四川图书馆藏。又日本京都大学、上野图书馆藏。上野图书馆藏本有归有光序，为国内藏本所无。万历间刻本附《天问注补》二卷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。日本写本，日本内阁文库藏。